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陈芳允回到家中，久久无法平静。白天会议上的争论仍在他的脑海中翻腾——一部分人主张立即发展高科技，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国力有限，应优先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他径直走到写字台前，一连写下好几个“刻不容缓”。

越想越着急的陈芳允终于坐不住了，他敲开了王大珩的家门。

这位光学专家同样忧心忡忡：“现在不做，到下世纪就没有了，就根本赶不上了！”王大珩回忆起当年搞“两弹一星”的往事——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花费不到美苏支出的1/20就创造了奇迹。“我们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两位老人很快达成共识。他们又找到了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这位为核武器研制隐姓埋名17年的老科学家，以及航天技术与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四位老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逐字逐句推敲修改，最终完成了一封题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信件。

1986年3月3日，这封沉甸甸的建议书被郑重呈递至邓小平同志的案头。文末，是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遒劲有力的签名。

“863计划”4位发起人，左起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

3月5日，仅仅两天后，邓小平作出重要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谁也没想到，决策会如此之快。几天后，四位科学家被请进中南海。当国务委员张劲夫问起需要多少经费时，王淦昌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央最终批准的经费是100亿元。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由于建议的提出和批示都在1986年3月，这个计划有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863计划”。

路线争论：“航天飞机”还是“载人飞船”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需求与条件出发，包括七大领域、15个主题项目，航天技术是其中的第二大领域，简称为“863-2”领域，包含两个主题项目：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代号“863-204”；二是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代号“863-205”。

一个朴素而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航天人面前：中国人要上太空，究竟该怎么上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国际航天飞机发展的黄金时期。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飞成功，苏联“暴风雪号”也在1988年进入太空。一时间，航天飞机代表了“载人航天”最先进的趋势。

争论由此展开。全国60多家单位的2000多名科技人员参与了这场大论证，提出了11种技术方案，专家们分成旗帜鲜明的两派——

“机派”认为：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

“船派”则坚持：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且费用较低，更符合中国国情。

1987年论证的载人航天五个方案

1988年7月，炎热的盛夏里，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论证结果评审会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17位著名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评审打分表上，两个方案的得分惊人地接近：“船派”方案83.69分，“机派”方案84分，仅差0.31分。

1988年7月，评审专家与方案汇报代表合影

1989年8月，“863-2”领域首席科学家屠善澄专程向钱学森汇报论证工作。钱学森与他推心置腹地谈了很久：“将来人上天这个事业，比民航飞机要复杂得多，没有国际合作是不行的，哪个国家自己也干不起。我想美、苏在载人航天方面都会搞不下去的，财政上承受不了。我们穷得多，再模仿他们走过的道路，恐怕是不行的，与国力不相称。我们的钱要真正用在刀刃上。”

时任“863-204”专家组组长钱振业回忆，当时航空航天部拟上报中央的报告倾向于选择航天飞机方案。呈送前，他们特地征询了一位老人的意见。

这位老人就是钱学森。已经退居二线的他，认真地在报告上写下了十个字：“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

这短短一行字，至关重要。

这是一位经历过“两弹一星”艰难岁月的战略科学家的肺腑之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铮言直谏：“哪条路更适合我们”

争论依旧激烈，但这一次，理性的声音渐渐清晰，思考已从“该选哪条路”转向“哪条路更适合我们”。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航空航天部以“航天飞机与载人飞船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为议题，召开比较论证会，对技术可行性、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技术风险等方面进行仔细比较和论证。

任新民，这位年逾古稀的航天元勋，最初也曾倾向于航天飞机。他查阅了美国“哥伦比亚号”的详尽资料，研究过德国、英国的空天飞机设想，心想：“我们总不能搞人家三四十年前的东西吧？”可随着论证深入，他反复问自己：我们真的能造出一架航天飞机吗？

在此期间，负责主持五院空间运输系统研究工作的王希季率中国航天考察团飞赴美国，特别关注美国花费昂贵代价研制的航天飞机。他认真研究了美国航天飞机的整个发展过程，他发现设计者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专为载人进入太空飞行，而是为了降低发射成本。

然而，王希季参照相关资料进行了仔细的计算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乐观：由于研制费用高、使用频率低，再加上每次发射后的维修、储存等费用，航天飞机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减少发射费用的初衷。

考察归来的王希季坚持认为我国发展载人航天只有以载人飞船起步才是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好高骛远只会给国家造成浪费。“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来得不容易，一个铜板都不应该白白浪费。”他这样说。

当时在“863-205”专家组工作的范剑峰回忆道，任新民将他叫去办公室，两人促膝长谈了两个小时。“我对他说：飞船将来要去月球、火星，而航天飞机带着‘翅膀’，在宇宙空间中长时间飞行不合适，还是要用飞船。”回想起往事，这位1958年就投身航天事业的老专家有些激动，他曾参加过“曙光号”飞船总体论证和研制工作，现在能够参与载人航天技术路线论证，他发自内心感到责任重大。

“即便是未来我们建造空间站，设想空间站核心舱如果重20吨，航天飞机起码要20到25吨，航天飞机比空间站还要大。飞船不一样，它小，还可以停靠在那儿作为应急。”范剑峰将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汇报给任新民。

对此，后来成为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的戚发轫也曾说：“我们研制飞船的目的是打造能够实现天地往返运输的工具，也是为了建造空间站打基础。”

随着方案论证工作的深入，答案逐渐浮现，航天飞机虽是潮流，但技术跨度太大、风险太高、投入太大。任新民也实事求是地调整了自己的判断，自己否定自己，这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不容易，但这是科学的态度。

此次比较论证后，专家们逐渐统一了思想，一份《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系统可行性及概念研究综合报告》出台。报告提出：从载人飞船起步，充分利用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研制多用途飞船，尽快突破载人航天技术。

1990年12月14日，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载人航天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来自航空航天部一院、五院、八院等单位的19名科技骨干组成了联合论证组，开始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方案论证工作。

中央决策：“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

声音，渐渐汇成共识。

1991年春节前夕，一份《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被呈送到邓小平的案头。请示中特别强调：“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学问题。”

邓小平认真阅看了这份请示，并同有关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自此，载人航天工程进入飞船的论证和立项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

邓小平为“863计划”题词

“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是非常艰辛的，立项来之不易。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决策。”谈及中央当年的英明决策，现已年近九旬的范剑峰操着一口浓厚的上海口音激动地说。

1991年3月4日，任新民接到通知：李鹏总理拟于3月15日下午听取关于载人飞船工程的汇报。留给他的准备时间，只有不到10天。

任新民深知，这次汇报，事关大局。他亲自主持汇报稿的撰写，数易其稿，反复推敲。3月15日下午，他准时走进中南海向李鹏等领导汇报，开门见山，直陈要义。

他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载人航天讲起，再到为什么要从多用途飞船起步，最后落到技术经济的可行性。他指着汇报挂图语气坚定地说：“载人与不载人，是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研制实践中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也会出现新的技术难题。但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我们会成功的。”

汇报结束后，李鹏明确表示：资金虽有困难，但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亿元可以解决，必须专款专用。

5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中央领导在《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上的批示。刘华清副主席的批示言辞恳切：“建议中央下决心干起来，而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些也是可行的。”李鹏批示：“此事由专委讨论后报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在批示上圈阅签名。

那一刻，许多人眼角湿润。

1991年4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庄逢甘主持召开“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讨论会，明确技术指标和要求，决定由航空航天部一院、五院和八院分别完善方案，由航空航天部招标择优。半年后，三份厚厚的论证报告摆在评审组面前——一院的“黄皮书”、五院的“绿皮书”、八院的“蓝皮书”，每一本都凝结着无数心血。

航空航天部综合三家方案优势，最终形成《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于1991年12月提交中央专委审议。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会议作出明确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考虑，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从载人飞船起步是可行的。”

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很快组织并健全了论证队伍和评审队伍，成立了论证组和评审组，王永志任论证组组长，任新民任评审组组长，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问题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拍板定音：“齐心协力走下去，总能到达目的地”

争论再次爆发。1992年夏天，载人飞船技术方案评审会上，评审专家们对某些方案意见不一，争论异常激烈。有专家甚至提出：“在评审意见中写明我个人的意见，我自己签名，一起上报中央专委！”

作为评审组组长，任新民深知：国家拿那么多钱搞这样大的工程，连研制单位都拿不出统一意见，叫中央怎么批？

他宣布休会。当晚，他挨个走访意见较大的专家宿舍，促膝谈心，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次日复会，任新民首先回顾了中国航天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和历次重大规划中“识大体、顾大局”的优良传统。

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载人航天工程能立项，这对中国航天今后的发展和前景，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后30年或更长的时间，航天工作者都会英雄有用武之地。如果因为我们的论证工作和评审工作没做好、没做透，而影响工程的立项或拖延工作的进程，那我们就愧对中国航天，愧对中华民族。”

对此，他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从航天部驻地阜成路8号出发去天安门，经过公主坟、木樨地、西四，都可以到达目的地。最怕的就是坐在阜成路8号争来吵去而不动身，那永远也到不了。只要确定一条路线，齐心协力走下去，总能到达目的地。”

任老总一席推心置腹的话，让在场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心齐了，气顺了，评审意见很快统一。

1992年8月25日，中央专委根据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提出的关于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报告和评审报告，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这份请示就是载人航天工程最终形成的顶层设计：由七大系统组成，包括航天员系统、飞船应用系统、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方案既考虑到可行性，又考虑到超越性；既明确了发展方针、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总体构想，又提出了经费、进度、组织管理等建议，为进一步推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初秋开始，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正是为了记住这个重要的日子，载人航天工程简称“921工程”。

“863”计划4位发起人，左起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今年是“863计划”提出40周年。“谁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动向，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如今谈起“863计划”，戚发轫仍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感到钦佩。

历史不会忘记1986年的那个春天，四位老人的那封信里写着：“我们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认为可以待10年、15年我国的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或者认为以后可以靠引进。我们认为真正的新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追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

“863 计划”将中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前沿，再一次点燃了中华民族赶超世界高科技水平的希望之光，推动中国实现几代人的强国之梦。

邓小平为“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今天，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星际探测、空天网络时，故事的种子，早已在40年前那个充满紧迫感的春天悄然埋下。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智慧、汗水乃至生命，浇灌着那些种子，让它们长成了参天大树。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任新民院士传记》《杨嘉墀院士传记》《王大珩传》《王淦昌传》《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

（胡潇潇）